经籍纂诂的介绍

第一部分

乾嘉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士人，统一思想，一边网罗人才大修官书，一边又“寓禁于征”，大兴文字狱，因此学者禁口，从而汉学勃兴，训诂之学风靡一时。

乾嘉学者认为，读书当先通训诂，始能治经，而要研究训诂，则离不开古代的传注。

但一个字的字义训解往往散见于各书，查找起来很不方便，在这种迫切的形势下，戴震等许多学者都有心纂录古训成一书，以便检索查找，却都因为条件限制而未能实施。

后来，阮元完成了这项工作，《经籍纂诂》就是他主编而成的这样一部训诂学专著。

第二部分

阮元历任封疆大吏，又倡导汉学，广泛延请同时代的学术大师，共同编纂重大的书籍。

他作为乾嘉学派的后辈，继承戴震等先师的意愿，在馆阁时，就曾与阳湖孙渊如等人相约分工抄录群经，但中途停止了。

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调任浙江学政不久，即积极筹备编纂《经籍纂诂》。

阮元亲自拟定编纂义例，嘉庆二年（1797）组织人力于崇文书院分修，按照“分籍纂训，以韵归字”的方法，先由臧和贵、何兰汀等33人分头摘抄有关古籍正文和传注中的注释文字及古籍、汉碑中的假借字，然后依据《佩文韵府》排列次序，分别编入每一个字之下，一字数音的按其读音分入各韵，字义不同的各作解释，依照《佩文韵府》的体例，按平上去入分为106韵，一韵一卷。

最后由精于训诂的臧庸主持定稿，嘉庆三年八月纂成《经籍纂诂》106卷（后又续辑补遗若干条附注在每卷之后）。四年（1799）十二月刻成。

第三部分

《经籍纂诂》所收为单字，只在注释中包括双音词，每字只讲字义，不注音切，一字多义者，先列本义，次列引申义，各个义项之间都用一个圆圈符号隔开，并一一引证古籍正文及古训解释，然后再辗转相训。

这样依照韵部把要解释的字归类，就每个字而申明它的各个义项，又有本训，有转训，其次序布列，如网在纲，纲举目张。

本书取材广泛，资料收集丰富，而散见于《说文》《尔雅》等小学专书及汉唐时期经籍正文和专注中的训诂材料，层次分明、条分缕析地汇集在一起，正是“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为进一步开展训诂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第四部分

《经籍纂诂》不仅仅将大量的训诂材料汇辑起来，而且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的成果。阮元曾说他的学问“多在训诂”，说明他在学术上的自信，也反映了他在训诂学上用力最多，成就也相当巨大。

乾嘉时期训诂学的一大成就就是得音义相通之理，以音训义，而阮元继承戴震、王念孙等人的成就，又有新的创见。

他编纂《经籍纂诂》就始终贯穿这一精神，并融合进了自己在训诂学上的见解。

阮元手定编辑本书凡例“声音训诂，一以贯之”，因此，解释字义时，有本训，有转训，注意通假关系、音训关系，收录了汉碑中的通假字及古人名字中名与字互相训义的，对于偏僻深奥难以理解的字词，汉以来注家没说清楚的，也从多个角度，旁征博引以求得字词本义的准确解释，因此该书对文字的本义及通转、假借关系分析得尤其精确详细，汇集总结了乾嘉时代训诂学研究的巨大成就。

《经籍纂诂》资料丰富，又有学术价值，因此成为学者们必备的参考书，所谓“经典之统宗，训诂之渊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至今对我们研究古文字、训诂及典章制度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