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道与君道臣道的具体关系

孟子主张君子一旦入世为臣，就要尽臣之职责：承君命以养民，非君主私属。他明确提出臣不是君的臣，而是民的仆。若要实行仁政，则选贤任能不该由君主一人决定，而应该是“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这一主张与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百姓和社稷更重于君主，民心向背和社稷安危决定着君主能否保全国家和自身。

孟子提高臣子的地位，提出国君有所“不召之臣”，用美德来对抗朝廷的爵位。“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像商汤、齐桓公那样有志于大作为的君主，必定会虚心向贤能的臣子请教，首先把贤臣当作自己的老师，其次才把他当作自己的臣下。孟子针锋相对地指出，当时的弊病正是各国诸侯都喜欢奉君主为老师的臣子，而排斥可以做君主的老师的臣子，也正因如此，各国君主中没有能够真正实行仁政和王道的。孟子的“臣为君之师”的主张大大提高了臣子的地位。

君臣关系中孟子并不认为要一味忠君，而是主张君如何对待臣，臣也将如何回报君。这种可谓激进的观点在下面这句话中体现地非常明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充分的强调了君主与臣子之间的关系，虽然这样的观点有些偏激，但是，这实际上映射出的就是封建时代君臣之间的关系。

如果君王有大过错，臣子应该谏言批评，如果反复劝谏不被采纳，那么就可以辞职离开，或者放逐君主。但是放逐君主之臣必须有伊尹那样一心为公的志和足以服众的德，否则就是篡位了。孟子多次强调，不能保民养民的君主不配做君主。他曾问齐宣王：“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曾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贼残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的学说在发扬孔子之学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现实做了一些变通和创新，使儒家学说得以继续发展壮大。然而，孟子与孔子仍然一脉相承，其主旨并未有变。孟子代表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现实主义的一翼。在弱肉强食的战国，其思想中的这种理想主义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孟子的“仁政”理想难以使各国诸侯心悦诚服，无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得以实施。